1980年11月份，有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士，被带到了北京最高法院的门口，等着接受大伙儿的公正审判。那时候，他低着头，不怎么说话，眼神里也没了以前那种精神劲儿，看起来跟普通人没啥两样。

这个中年男子张春桥，正被带去北京最高法院。他是“四人帮”里头的一个重要角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和江青这些人狼狈为奸，害得好多老革命同志吃了不少苦头，干了好多没法原谅的坏事。

1983年那会儿，最高法院把张春桥的审判结果给公布了，这个以前四人帮里的“智囊”终于得到了他该得的报应。不过，当张春桥的审判结果一出来，有些人就开始担心起张春桥的家人，特别是他弟弟张秋桥。在大家眼里，张秋桥跟他哥哥张春桥那是完全两码事。

挺让人意外的是，张秋桥并没咋被他哥哥张春桥的事儿牵连，反倒是安安静静地过完了自己的后半辈子。到了2010年11月，张秋桥因病去世，那时候他已经90岁了。

那么，说说张秋桥吧，他是“四人帮”主犯张春桥的弟弟，这俩兄弟到底有啥不一样？为啥张秋桥最后会跟他哥哥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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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张春桥在山东巨野的一个有钱人家里出生了。他老爹张开益，是山东省省立医专的毕业生，后来还做过高唐县邮政局局长、济南市的戒烟院院长这些官儿。张春桥的老妈宋蕙卿，也是个大户人家出身，跟张开益挺般配的。宋蕙卿嫁到张家后，就专心在家照顾老公孩子，一共给张家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张春桥就是家里的老大。

1920年，张春桥的家里又迎来了一个男娃，是他的二弟，家里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张秋桥。张家挺有钱，所以张春桥和张秋桥两兄弟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机会。张春桥一开始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叫正谊的私立中学上的学，后来转学到了济南高级中学。张秋桥呢，也是先去了齐光中学，然后又转学到了济南省立高中。这两兄弟在小时候的经历，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没啥太大差别。

张春桥和张秋桥的人生轨迹开始分叉，是在他们快高中毕业的时候。1933年，济南省高级中学的李树慈找上了张春桥，说他的文笔好，想让他加入一个叫“华蒂社”的文学小团体。张春桥一听，挺高兴的就答应了，还在他们的《华蒂》杂志上写了好些文章。但其实呢，“华蒂社”根本就不是什么单纯的文学组织，它是蒋介石、戴笠他们背后的情报机构“复兴社”的一个小部分，搞文学只是表面的，真实目的是收集情报，给蒋介石造势，想让他当国家领袖。

张春桥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黑历史，就是他加入了那个“华蒂社”。1976年10月份，他被抓起来以后，这事儿就成了别人指责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把柄之一。不过呢，张春桥一直都不承认，他说自己那时候根本不清楚“华蒂社”到底想干嘛，还以为就是个搞文学的小团体。后来知道了“华蒂社”跟蒋介石的“复兴社”有瓜葛，他就赶紧不跟李树慈那帮人联系了。至于张春桥说的是真是假，到现在还是个谜。

离开“华蒂社”后，张春桥前往上海，加入了鲁迅创办的“左联”，开始参与革命文艺活动。到了1937年8月，上海被日军占领。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通过一个在郭沫若“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朋友牵线，在1938年1月从上海绕道去了陕北延安。从那以后，他在党内长时间负责文艺宣传方面的工作。

张春桥的胞弟张秋桥，走革命道路的经历比张春桥要单纯直接许多。早在1937年12月，张秋桥就已经跑到陕北延安，加入了那里的革命大军。到延安才短短两个月，张秋桥就被党组织看重，重点培养。到了1938年3月，他就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候张春桥还在延安站稳脚跟呢。所以，要是比入党早晚，张秋桥的革命经历无疑比张春桥丰富多了。

张秋桥在努力争取成为党员的同时，还报名参加了我们党中央宣传部的速记培训班和中央组织部的党员进修班，进一步提升自己。完成学业后的张秋桥，宣传、快速记录以及组织群众等能力都练得很出色，他先是在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工作，后来又调到了中央政治局秘书处。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1939年，张秋桥被选中做了罗荣桓的贴身助手。罗荣桓是做政治工作的，他特别看重张秋桥的能力，经常夸他，说张秋桥是个既有本事，又懂得顾全大局的人。

不过，罗荣桓虽然特别看重张秋桥，但也怕张秋桥一直跟在自己身边，会耽误了他的大好前程。于是，到了1939年年底，罗荣桓下了决心，让张秋桥去八路军115师当新闻干事，上前线去做宣传和报道。在前线，张秋桥不光是把战事的宣传和报道做得非常到位，还抽空学了不少指挥打仗的真本事。后来，张秋桥就被调去当八路军滨北分区13团2连的指导员，直接上前线打仗去了，这点跟他那个一辈子拿“笔杆子”的哥哥张春桥可太不一样了。

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后，张秋桥又一次投入到我党的宣传工作中，他先后担任了《前进报》、《津浦战线报》和《先锋报》等报纸的主编。他不仅及时报道前线的战斗情况，还尽全力激发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斗志。张秋桥干得非常出色，党组织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那段时间里，张秋桥的工作成就确实比他的哥哥张春桥要突出一些。

1955年，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头一回搞授衔仪式。张秋桥呢，以前当过连级指导员，不管是拿笔写文章还是扛枪打仗，他都挺有两下子。所以，在这次授衔里头，张秋桥就得了上校军衔，这对他来说，那真是相当风光的事儿。可张秋桥的哥哥张春桥，他一直做的是文宣活儿，压根儿没去过前线，所以这次授衔就没他的份儿，只是在上海当了个文艺工作部部长。

张春桥事业上的大转变，可以说是从1957年开始的，那时候他比弟弟张秋桥走得更顺。那年，他被安排到上海市委做专职常委，还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当上了得力助手。到了50年代末，柯庆施大力提倡“人民公社要让大家吃饱”，“华东地区的钢产量得突破100万吨”。张春桥，他以前是做文艺工作的，这时候在推广这些口号上真是帮了柯庆施大忙，因此也得到了柯庆施的赏识和提拔。

20世纪50年代快结束时，柯庆施成了我们党里唯一一个亲自见过列宁的党员，他革命经验丰富得很，连毛主席有时候都会尊称他为“柯老”。正因为这样，张春桥在得到柯庆施的看重和提拔后，仕途上那是一帆风顺——从1957年开始给柯庆施当高级秘书，到1965年就升为了上海市党委的候补书记。那时候，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呢，只是在1963年升为了《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之后就一直没啥动静了，再也没升过职。

1965年那会儿，江青到了上海，说要搞“京剧的大变革”。就在那时候，她碰上了在上海干了好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从那以后，升官就跟坐上了快车似的，嗖嗖地往上升。等到那段特别的历史日子一来，张春桥更是一路高升，进了中央，还当上了管特殊运动的小组二把手，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官，真是权势滔天啊。

不过，挺让人意外的是，在那个特别的历史阶段开始后，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没跟着哥哥享福，反倒成了被“整”的对象。一开始那会儿，张秋桥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大帽子，给扔进了牛棚里反省。到了晚年，张秋桥经常跟人提起：“你们可能都不信，张春桥的弟弟也经历过牛棚那段日子。”

但张春桥对家里人并不冷血。当他知道弟弟张秋桥被地方弄到“牛棚”里受苦时，张春桥就出手帮忙，把张秋桥从那儿弄了出来。没多久，张秋桥就在《解放军报》恢复了工作，又当上了副总编辑。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张秋桥从没向张春桥要过什么官职，从那以后就一直没再升过职。

1976年10月份，那时候，“四人帮”里头的张春桥，在中南海的怀仁堂被8341警卫队给抓起来了。张秋桥一听说他哥哥张春桥被逮了，那叫一个吃惊。没多久，因为跟张春桥是亲戚，张秋桥也被叫去隔离审查了。但说实话，张秋桥从头到尾都没掺和张春桥他们那些鬼把戏，对他们干的坏事也不太清楚。所以，就算张秋桥想说点什么，那时候他也给党组织提供不了多少有用的信息。

就这么着，张秋桥经历了组织整整八年的全面审查。那些跟张秋桥共事多年的同事和老战友，都很清楚他的为人。他工作一直踏踏实实，对人诚恳厚道，即使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他也从没借着哥哥张春桥的特殊身份去欺负别人，更没有卷进张春桥搞的那一套阴谋里头。所以，好多同事和老战友都站出来替张秋桥说话，再加上张秋桥自己也非常积极配合党组织的各项审查，最后，张秋桥被判为没问题。

1984年，张秋桥放下了《解放军报》的工作，开始享受悠闲的晚年生活。退休后，他特别想念抗日战争时一起打仗的兄弟们。所以，他把晚年很多时间都花在跑遍全国上。每当他到抗日战场的老地方，总会去当地的烈士陵园看看，祭拜一下——这样做，能让这位历经风霜的老人心里不那么孤单。

张秋桥到了晚年，碰到了不少风言风语，有人讲他是捡了个历史的便宜，这才没被张春桥的事给扯上。对于这种说法，张秋桥给出了很坚决的反驳。他晚年除了常去抗日战场遗址那边忙活，主要就是靠写书写文章过日子了。2005年，他的回忆录《只愿一生坦荡荡》出版。这本书的标题，恰恰体现了这位老人家的为人。

2010年的时候，张秋桥老人结束了自己充满波折的一生，他活到了90岁。